前段时间赫敏联合Book On The Underground 发起读书分享活动，“赫敏丢书”当时在英国引起很大轰动，在国内也有不少热议。新世相也策划了一场类似的事件营销，把 10000 本书丢在北上广的地铁、航班和顺风车里，并邀请黄晓明、徐静蕾等众明星参与一个名为“丢书大作战”图书漂流活动。
同为图书漂流活动，从知识传播和社交的角度以及活动受众的实际体验来看，此次北上广“丢书大作战”活动也许难获好评。但从品牌传播来看，新世相赢了——专属线上漂流系统，连接线上线下时地人事；撬动明星站台，吸睛事半功倍；呼吁大众参与丢书，提高参与感与覆盖图书种类……即使这10000本书没能真正流动起来，甚至最终全部丢失，也不妨碍新世相做成一次成功的事件营销。
格拉德威尔在《引爆点》中提出，所有的流行都是个别人物法则、附着力因素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三个法则，在此姑且称为“流行力法则”。在这个丢书事件中，远在北上广之外的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朋友圈里的一波波“自嗨式”传播，背后则是流行力法则起了一些作用。
1.个别人物法则
个别人物法则中有三种关键角色，分别是联系员、内行、销售员。联系员维系着大规模的弱联系，是小世界中的社交经纪，他们不会回避对于社交关系的义务，在维持简单、随意、广泛的社交中获得快乐；内行则会主动摄取信息，并想方设法散布出去，是信息的经纪；销售员通常是完成“最后一公里”的人，需要极强的说服能力。
在丢书事件中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以上这三种关键角色的影子：
（1）一大早参与丢书、荐书并拍照发微博朋友圈的明星们，扮演着的是这个法则里的联系员与内行的双重角色，他们掌握着丢书活动的具体信息，同时也联结着千万粉丝，有很强的影响力。一开始由这个角色介入活动，可快速引发群众参与热情。
（2）在现场的参与的乘客，更像是内行的角色，他们同样掌握着活动的一手信息，并因占据信息高地优越感、从众、助人为乐等心理，热切地在各自的社交网络中散布这个关于丢书的活动事件详情。
（3）现场之外，社交网络上的也有不少“评论家”，他们更像是推销员的角色，他们或许不参与活动本身，但看到来自前线的朋友们纷纷刷屏，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喜恶，从而引发二次传播，让事件触达更多网络上的吃瓜群众。
在这三个关键角色的作用下，打开微信，你的朋友圈便被这个丢书的事儿给成功刷屏了。
2.附着力因素法则
附着力因素法则认为，如果要想把传播事件或广告的价值传播开，就必须使之产生附着力。在适当的情况下，总是存在一种简单的信息包装方法，使信息变得令人难以抗拒。
在事件营销中，附着力意味着人们乐于参与、分享与评论的动机。在这个丢书大作战的事件中，附着力产生于以下三个方面：
（1）情结。在这个图书漂流类的活动中，书是很好的营销载体，承载着的是“文艺”、“高知”、“优雅”等情感标签，它的受众广泛，即使是不读书的人，也不会排斥与书籍扯上关系。而，图书随机漂流的不确定性，也为日复一日奔波的都市人群带来一丝偶遇未知世界的期盼。
（2）免费。参与活动其中，则可免费带走地铁上偶遇的好书。人们享用这场商业性的公益的同时，也有足够的动力分享给自己身边有更多的亲人朋友，让他们如自己一样可以享用其中的福利，尽管目前看来，这只是一种预期。
（3）参与感。对于北上广的市民们，这都是一场参与成本极低却又不无趣的活动——明星或朋友们的关于这个事件的分享与交流、公交系统上不期而遇的书本、夹在书里的小纸条、线上系统的漂流追踪、自发丢书申请与粘贴工具包、随手拍分享社交网络…足够多的交互触点满足了市民们的参与感。
3.环境威力法则
流行潮同其发生的条件和时间、地点等情况密切相关，因为人们对环境透露的细微暗示极度敏感。我们的社会总存在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信息点，但这些正是群体效应的引爆点——“破窗”理论很好地证实了这点。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，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把他修好，行人就会以此推断，这是个没人关心、没人管理的地方，很快，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，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栋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。
在丢书大作战活动中，主办方选择了地铁、航班此类人流密度高的地方进行书本投放，书本的曝光率与流动性都得到较大的保证。另，乘客包含社会多个职业或阶层人群，也就意味着与书本发生的故事将产生更多的可能性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事件传播内容源的丰富多样化。如果将投放地方改为医院或菜市场，效果大打折扣可以预见。
而当人们跟风分享到社交网络的时候，为满足“有图有真相”的心理需求，往往会给投放的书本拍照，或与书本自拍合照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又是一组具有仪式感的且效果不错的二次传播——或许，其他乘客会不约而同投以好奇的目光。
环境威力法则中认为，群体规模的大小也是一个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微妙环境因素，要发起大规模的流行潮，首先要发起许多小规模的流行潮，而发起小规模流行的团队最有效人数不超过150人。多个实验证明如果超过150这个数，群体统一观念、一致行动力就会出现结构上的障碍。
此番丢书大作战活动，也正是由一个个朋友圈、小群体传播，逐渐形成一次高度曝光的营销事件。试想，如果这次仅有微博大V转发，还会有多少人关心它？